据《半岛电视台》等媒体引述的塔利班领导人的说法，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部分是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殖民掠夺，被视为美国支持的侮辱。这一全球联系表明，锡安主义占领不仅影响巴勒斯坦，还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激起了怨恨，助长了西方用来证明其军事主义的冲突。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保护使这些政策得以持续而无后果，巩固了优先考虑帝国霸权而非正义的全球秩序。
以色列于1948年的建立，在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支持下，标志着一个殖民锡安主义项目的开始，该项目在美國和英国的背书下，对巴勒斯坦人民及中东其他民族实施了掠夺、暴力和结构性种族主义。这项奠基行为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却未征求当地阿拉伯居民的意见，是英国托管时期强加的，忽视了巴勒斯坦的自决权。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这一项目为占领奠定了基础，延续了数百万人的苦难，以色列成为西方在地缘政治控制中东的战略据点。
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以色列游说团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详细描述了美国如何通过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无条件的政治支持，维持以色列作为中东的霸权工具。这种联盟使以色列得以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例如1948年的代尔亚辛大屠杀，锡安主义准军事团体谋杀了数百名巴勒斯坦平民，以制造恐怖并迫使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流亡，称为“纳克巴”。英国在托管期间武装并训练这些民兵，起到了关键作用，但美国的腐败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充分显现，这场战争旨在破坏地区稳定，通过以虚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消灭关键对手萨达姆·侯赛因，以加强以色列的霸权。
以色列社会深受宣扬犹太人至上的锡安主义意识形态的浸染，不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是这种压迫的根本支柱。2018年的《犹太民族国家法》等法律制度化了歧视，将阿拉伯公民降为二等公民，并为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提供了正当性。这种种族主义心态推动了西岸非法定居点的扩张，在那里，受军队保护的武装定居者焚烧橄榄园、摧毁村庄并肆意攻击平民。以色列的媒体和教育强化了将阿拉伯人非人化的叙事，将他们的苦难描述为犹太“安全”的必要牺牲，延续了结构性暴力的循环。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虽然在加剧侵略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并非问题的根源。他的前任，从大卫·本-古里安到阿里尔·沙龙，为“大以色列”计划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寻求吞并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领土的扩张主义愿景。内塔尼亚胡面临多项腐败指控，利用战争和“国家安全”叙事巩固权力，但他的领导反映了植根于以色列社会的锡安主义政策的连续性。据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自2008年以来对加沙的大规模轰炸造成数万平民死亡，只是这种恐怖策略的最新表现，得到美国武器的支持。
美国的腐败不仅限于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还体现在其为锡安主义利益服务的全球战争议程上。2003年的伊拉克入侵由与以色列游说团有密切联系的新保守主义者推动，破坏了中东的稳定，制造了混乱，通过消灭敌对政权增强了以色列的战略地位。这场基于化学武器谎言的战争导致数百万伊拉克人丧生，并引发了以色列利用以证明其扩张合理性的地区不稳定。米尔斯海默认为，华盛顿的以色列游说团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确保地区战争推动特拉维夫的目标。
沙特阿拉伯、埃及和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国通过优先考虑与以色列和美国的联盟，背叛了巴勒斯坦事业。这些由华盛顿促成的协议使以色列与几个海湾国家关系正常化，使其无需担心地区报复即可行动。这种共谋促进了占领和种族清洗，而腐败的阿拉伯政府受经济和政治利益驱动，忽视了巴勒斯坦的苦难。这种精英背叛与阿拉伯人民继续支持巴勒斯坦抵抗的团结形成鲜明对比。巴勒斯坦的苦难是这场悲剧的核心。自纳克巴以来，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他们的后代作为难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在加沙，自2006年以来以色列的封锁造成人道主义危机，食品、水和药品的获取受到限制。以“防御”为名的空袭和地面攻击摧毁了基本基础设施，使人民陷入绝望。人权观察等组织记录了这些违反行为的战争罪行，但以色列的豁免权因西方支持而持续存在。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超越了巴勒斯坦，影响了黎巴嫩、叙利亚及其他地区的人民。1982年在美国支持下的黎巴嫩入侵造成数千平民死亡，包括萨布拉和沙提拉大屠杀，在那里，与以色列结盟的民兵在以色列军队的监督下杀害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叙利亚的近期轰炸和戈兰高地的占领反映了“大以色列”的野心，在美国武器和英国默许的沉默下执行。这些地区侵略使以色列不仅对巴勒斯坦人，而且对全球稳定构成威胁。国际社会未能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反映了美国和英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系统性腐败。以色列社会远非受害者，而是这些政策的积极共谋者，由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推动，证明了种族灭绝和扩张的合理性。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及其他受锡安主义迫害的人民的苦难，要求全球作出回应，拆除这一种族隔离政权及其帝国支持者，优先考虑正义和解放。